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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绍忠院士话高考:那年,我一跃入“农”门

2018-11-30 09:19 来源: 网络整理 评论

 
 
康绍忠院士话高考:那年,我一跃入“农”门  
 

康绍忠院士话高考:那年,我一跃入“农”门

■康绍忠

康绍忠

1978年7月参加高考,1978年10月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(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)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。农业水土工程专家,中国农业大学教授、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,兼任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常委会主任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、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会长、高等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,Frontie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执行主编。在干旱区农业高效用水与水资源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,先后获ICID国际农业节水技术创新杰出成就奖1项,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、二等奖3项,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,国家优秀科技图书奖三等奖1项,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。2010年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。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完成高中学业,要么回农村老家继续种地,要么去中学担任代课老师,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其实,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命运,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。

幼年的经历让我对农业水利有了最直接、感性的认识——只有保障干旱季节的灌溉用水,农作物才能丰产。因此,在填报志愿时,我选择了当时多数人“远离”的带“农”专业—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。

“半工半读”完成中学

1962年11月,我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。那时还有公社,我们涌泉公社有15个大队,我家所在的大队叫新民大队。我父亲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

当年我们大队只有小学,没有初中。父亲很重视办学,多次跟公社领导争取协商开办中学。在他的努力下,我们村最终办起了初中,我所在的新民小学升级为新民中学,周围6个大队的孩子也都来我们大队上初中。

我是1969年春天上的小学,正赶上了“文革”。到我上初中时,已经是“文革”后期了。大部分时间都是“半工半读”,上午在学校学习、下午去生产队劳动。后来学校里也在山坡上开挖梯田,我们也经常前去干农活。

初中两年我一直担任班长,直至1976年步入高中。按照政策,那时实行分片上高中,我们新民中学的学生一半去了漆河镇里的桃源县第四中学,一部分去公社的涌泉中学高中部。我在桃源县第四中学就读,并在高一年级担任班长。

刚入学的第一年,我们还是处于“半工半读”状态。除了在学校的农场里干活,还要去对口支援的大队新建的居民点,帮助挖沙子铺路,修水库等。1977年上半年,我们的劳动还十分繁忙,晚上有时候也要前去,但当时每个人都热情高涨,干活积极卖力,并不觉得很辛苦。

其实,读高中之前根本就没考虑过上大学,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念完高中,有机会招工当一名水利工程管理人员,或者到县上棉纺厂当工人。

根据墙上广告选取专业

高一那年,听到广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,同学们特别高兴。因为学习成绩优异,我成为学校从200多位高一学生中推荐提前参加高考的两名学生之一,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选拔考试。但遗憾的是,我们两位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高中知识,也就没有考上。

从高二下学期开始,学校重新分班。这次分班源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,我清楚地记得郭沫若发表的书面讲话《科学的春天》里那句“让我们张开双臂,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”。当时学校有4个班,后来学校把4个班的尖子生集中到一个班,我也就从原来班的班长变成了尖子班团支部宣传委员。1978年上半年,老师集中加班给我们复习,准备7月的高考。

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,没有父母陪送。考试就在我们中学的教室里,可能因为我年龄小,再加上高一考过一次,并没有感到紧张。考完后,我一个人去县城体检,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县城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分数才下来。我考了352分,在所上的高中算分数最高的前两人了。当时我们桃源四中那一届也就考上七八位,包括后来补录的大专生。

那年全国610万人报考,原计划招生29.3万人,后增加近11万人,共录取40.2万人,第一批录取比例仅4.8%,在偏远农村中学要考上大学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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